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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晋商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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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个商会与它的理想(四)  

2010-04-21 10:09: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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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主力与学界兵团天津山西商会的两支劲旅

天津山西商会是一个异地商会,就其宗旨和职能来说,并不能说它有多么鲜明的特色。因为山西商会在促进天津和山西两地的经济交流与合作,通过种种渠道给会员提供信息、创造商机。许多其他的异地商会,甚至远在加拿大的加拿大山西同乡会、近在日本的日本山西同乡会,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异地商会近年来的勃兴是由于中国内地区域经济交流和对外经济交流发展速度加快,合作程度加深的自然产物。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山西票号在国外也成立过相应的会馆和行帮,只是由于先天的因素它们还没有进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所以无从发挥更大沟通的推广作用。欧美商会的情况不同,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角度考虑,欧美工商阶层的商会组织始终跟随商业版图的扩张而紧密跟进。据史料记载,最早在1834年8月,广州就出现了英国商会,第二年就成立了包括在广州全部外商企业在内的洋商总会。鸦片战争后的,吸收了在上海60家洋行的香港洋商总会成立,据相关机构粗略统计,当中国商会在1904年出现之前,广州、上海、香港、天津已经成立了6家洋商总会,到1923年间,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洋商总会高达61个。其中天津洋商总会于1887年在天津成立时,就有7家英国洋行,4家德国洋行,3个俄国洋行,1个法国洋行加入其中,此外,还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大清银行。

这些打破了行业和国家界限的洋商总会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进驻中国的洋商和他们的企业快速增加。日本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1861年,在天津有五家洋行,13位商人,还没有一个日本人,但是1906年,随着日本的国力增强,在天津的232家洋行共有外商6304人,其中就有将近两千个日本人。据统计,1840—1894年,在华外资的工商、金融企业总数达到875家。

如此众多的外商企业在中国都急于扩张自己实力,给企业、行业,以及和中国工商界及各级政府的联系和密切沟通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洋商组织的登陆中国就成为大势所趋。

这些商会进入中国后,在外商们中间发挥了领导中心和协调机构的作用,它们将所征集到的有关各国商业利益的意见随时向中国政府和各国驻华使节们反映。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联合起来与中国政府和商界进行商务交涉,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本国会员的利益,促进了本国对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积极地配合本国政府对华的政治和经济侵略。从汪康年当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务报》上连续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洋商们的联合给当时中国工商界和政府造成多大的压力。据汪康年的观察:中国通商口岸凡有涉及商务事端,“皆西商为主,而华商听其调度,凡市面行情银价,一皆听于西人”,所以他吁请政府必须尽快成立本国商会,“以集商议,以重商权”,并通过商会“考究商务盈亏之故,而筹变更之策”。

作为远度重洋的异地商会,当年在中国的各种洋商组织之所以能如此强势,除了有本国的武力和政治作为后盾,他们本身的强大和稳定传统也是分不开的。综合比较这些商会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商会法》以前,类似于今天的天津山西商会这样的组织,在目前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发挥的空间还是相对有限的,因此要做大做强,上档次、上规模形成特色就难度更大了。

从国际商会历史中形成的模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英美法型商会,以法、德、意为代表的大陆法型商会,以及兼有二者特色的日本商会。

英美法型的商会是以服务为宗旨,自愿设立、自主活动自主、经费自理的民间团体组织,实行自愿入会制。其主要职能表现在联合会员,“参与立法与政治方面的活动,开展科技知识传播与商业教育,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类信息,举办博览会等等”。

大陆法型商会作为工商界的社会团体法律性极强,属于公立公益组织,带有一定的政府职能特色,与政府的关系很密切。按照法国商会法的规定,商会是政府部门中代表各自管辖区工商界利益的机构。就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国商会是一个既是工商业者利益的公共代表机构,又有工商辅助管理机构职能。而在德国商会法中则有相似的规定,德国商会是公法团体,属于从事公益性质活动的团体组织。这些商会除了开展与商业交易和产业有关的业务外,还要参与国家的工商业行政管理和立法工作,如法国商会有签发产地证明书、组织公共工程、港口、机场管理的职能。此外,法国商会有向地方和国家当局陈述意见、对进口税和商业立法提出建议的权利。

日本商会的模式和欧美国家商会模式有所不同。按照日本的商会法规定,其“商工会议所”是非营利性的法人组织。既是法人组织,就要作出必要的限制,日本商会法规定:“商工会议所不得以特定的个人或法人及其他团体利益为目的从事其他事业;商工会议所不得为特定的政党所利用。”在这个前提下,日本商会议所可以独立自主开展各项事业活动,同时也有参与国家工商法规和政策制定的权限。比如“稽查关涉商工业各事宜又证明货物之出产及价值”、“管理有关工商工业之房屋”、奉命代政府稽查各种“工商业之事务”的权限,日本政府在核定的条例中赋予它“凡涉及商业之法律应如何制定、如何改革,及关涉施行之意见”,有向政府禀报的权利。

在会员入会的制度方面,日本商会曾经参照大陆法型商会实行强制入会制度,在而战后则采用了英美法系的做法,实现会员自愿入会制。

参考国际上各国给予本国商会的扶持力度和活动的空间,中国的各种商会组织目前还显然处于劣势。在中国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其商会组织曾经兴盛一时,据统计,从1988年温州市食品工商企业同业公会、温州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温州市三资联谊会等商会组织相继出现,截至2006年10月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商会(协会)400余个,其中市级行业商会(协会)125个;而温州市工商联下属的行业商会有71个,其中市级行业商会28个。但是目前这些商会尤其是民间意义上的商会普遍陷入困境。缺乏充分授权,缺乏权威性以及现行各种机构职能的交叉和重叠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相关媒体报道,温州市工商联下属的行业眼镜商会多年以来就想做一个彻底的行业调查,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温州市有1000多家眼镜企业,入会的却不到600多家,他们想得到另外400多家的企业资料,却遇到麻烦,因为企业申报要去工商局登记备案,但是工商局并没有提供详细资料的义务。温州纺织品商会秘书长戴其安就温州商会遇到的困境向媒体表示:“《商会法》一天没有出台,商会的职能和定位一天就不能明确。”

温州商会面临的处境和遇到的困难,像天津山西商会等在津的异地商会同样会在具体的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但是天津山西商会却在“忘掉你是山西商人”之后,又走了一步险棋:大幅度调整会员结构,将大量的山西籍贯在津企业会员发展进来。不仅如此,山西商会还给会员入会条件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必须是那些那些有乡情、有实力、讲诚信、讲团结的企业会员。这意味着山西商会的会员队伍不可能快速壮大。但张世伦的原则是:宁缺勿滥。

现在天津山西商会团结的数百名会员中,96%为在津山西籍人士,4%为在山西下过乡、参过军、上过学或工作过,把山西当作第二故乡的人士。会员结构的组成是在津的山西籍企业家及对发展经济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集中了数十万在津人口中的精英骨干。同时,商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商会的各位副会长也都是从优秀企业家选举出来。

除了以在津优秀企业组成的会员主体队伍,天津山西商会还团结了一支年轻的学术兵团。这个兵团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就是以团体身份加入到天津山西商会的“三晋文化研究会”。

这是张世伦当任会长不久的得意之作。

三晋文化研究会是2005年8月初,由在天津大学的山西籍博士生孙卫军和数十名在津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发起成立的。这个研究会突出学术性和实践性,主要目标是推动山西各界与在天津高校的科技、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他们研究的范围包括:山西的发展历史、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以及对山西历代名人著作、名人评传的发掘和整理。平时的活动以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信息交流会和针对企业的培训会为主。

当一个充满激情的企业家团队和1000多名充满活力的大学生聚合在一起,究竟会激发出多少可能性,这是难以估量的。2006年,张世伦还代表商会在天大礼堂做了“勇于实践,奋发向上,为山西人争光”的演讲,在广大山西籍同学中引起很大反响。三晋文化的研究会的刘华,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他平时还帮助商会作一些日常的工作。2006年2月份他曾经利用商会和三晋文化研究这个两个平台,把数十家500强企业邀请到天津,举办了MBA大学生人才交流大会,在天津反响很大。最近,筹办一次由天津商会和三晋文化研究会主办“全国山西商会遗址”摄影大展。孙卫军博士本人则在教学和研究之余还担任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助理,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张世伦会长非常看好商会的这两大主力,听说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也组建了类似的组织,他下一步目标是把这支人马也争取过来。

对于天津山西商会会员队伍在短短两年中形成的凝聚力,一篇新闻报道文字记录可以给我们提供直观的印象:

2006年11月10日下午,在天津宾馆大礼堂会议厅召开了有一个有300人参加的会员大会,会议规定三点半召开。3点30分准时开会时,会员已经全部提前入席。大会宣布开会以后,会员们纷纷掏出手机,形成全场手机关机或放在震动状态。在长达2个半小时的会议中,没有一个在座位上或者临时出去接电话的,也几乎没有退席或者去卫生间的。没有交头接耳说话的,会场安静得出奇,有人咳嗽都是轻声。会议中途主席台扩音器没电了,主持人只好无话筒主持,声音不大,但全场清晰。对大会十几个发言或讲话都是掌声雷动。上台讲话的会员个个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大会结束时,主持人说:散会,先请领导退席,全场人都坐在座位上没有一个动的,没人说话。等领导全部下了主席台,会员们仍不动。主持人说,可以退席了,才肃静而有秩序地退席。

这一切没有事先的规定和动员,更没有遵守秩序的要求。为什么参会人都有这么严明的纪律性和自觉性?会场中的一位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当场说:“几十年了,我参加了无数的大会,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有秩序这么热烈的大会,机关单位做不到,商会是个社会团体,能作到这样太出奇了。”原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李亚平说:“我为会员能这样遵守会场秩序而感到震惊和感动。”会后,一位市相关部门领导问张世伦:“会员这样遵守纪律,商会是不是事先做了工作?”张会长说:“我们没有会议纪律的规定,也没有事先的要求,我们商会每次开会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单位,你就是做了多少工作也没有用,这体现了我们山西的礼仪传统。体现了会员们人气旺、心气高,最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商会会员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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